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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章節:「起始與暫緩: 國民黨,科學,與科技」(Greene, 2008)
對日本東亞鄰國的核能研究源起感興趣的學者來說,Greene的台灣科學政策史,清楚地解釋核能物理這個領域,在國民黨政府在台灣著手科學研究的過程中的特別角色。在她The Origins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aiwan 一書中,特別是「起始與暫緩」一章中,描述了二戰後的一、二十年內,國民黨政府有制度、系統性地在台灣推廣核能研究。這些五零年代和六零年代所建立的核能研究機構中訓練出來的研究者,在八零年代後於核能安全和環境安全的相關公共爭議中擔當要角。該章分析核能研究在台灣早先由國家系統性建置而成的原因和過程。
Greene追蹤從1927年到1958年,國民黨對科學教育和應用研究機構的提倡。1927年到1949年國民黨政府仍在中國時,不遺餘力地支持科學教育和研究,然而到了五零年代,這樣的支持嘎然止息。國民黨政府的決策改變受到許多因素影響。舉例來說,科學機構所需的研究經費對缺乏資源的政府而言是筆不少的支出。再者,若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投資昂貴的研究設施,將意味著「對這個島嶼的永久或等同於永久的承諾」,這與國民黨反攻大陸的計畫相抵觸。
在此歷史脈絡下,Greene認為1950年代的國民黨政府,之所以願意建立數個數個原子能研究機構,是因為意識到這類研究應用在軍事用途的可能性。在43頁到45頁,她描述了台灣最早建立的三個原子能研究機構,及這些機構和美國政府單位和研究機構彼此間的關係。
第一個機構是原子能委員會(AEC),在台灣與美國1955年簽署和平使用原子能協定之後成立,隸屬行政院。第二個機構則是1957年設立於國立清華大學的核能研究所,校園內設置了泳池式反應爐,其中部分資金來自美國原子能委員會,此反應爐在1961年開始運作。第三個機構是中山科學研究院,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成立的軍事單位,在六零年代開始著手核能研究。
Greene的文章剖析國民黨政府對核能研究的興趣,並指出國民黨政府對核能專家培育的投資,和1950年代時國民黨對其他科學的漠然態度形成強烈對比。這個章節很適合關注國家領導科學或是研究冷戰期間不同科學領域的不同角色的課程。
– By Honghong Tinn (鄭芳芳), with translation by Hsiao-Ling Chen (陳曉齡)